与云南大学政治学共同进步

1986年，在工作了几年后，我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从此与云大政治学结缘，从毕业留校工作到现在，我一直与云南大学政治学共同进步。

云南大学的政治学发端于1925年，该年东陆大学开办政治学本科专业，开启了云大政治学的发展历程。由此，自京师大学堂创办政法科政治门以后，尤其是政治学在东部和中部高校渐次推开之后，中国边疆地区没有政治学学科的状况终于得以改变，实现了中国政治学自京畿到边陲的全面布局。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恢复政治学学科以后，云南大学的政治学实现了快速且富有特色的发展，成为了我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幸运的是，云大政治学自上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我一直参与其中，是目前与云大政治学结缘最久的在职教师，是云大政治学发展的经历者和见证者。

云南大学于1982年恢复了政治学课程的教学，并于1985年获得“政治学理论”专业的硕士授权，成为全国最早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授权的七所院校之一。1986年，云大政治系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开启了学科建设的新阶段。当时，研究生招生人数并不多，我们那一届政治学、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一共才招收5人。这5人毕业后，有2人成为国内著名学者，2人成为了厅级干部，总的来看，是很有出息的。当时，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李德家先生，民国时期老云大政治系留校任教的杨真元老师，以及徐学铣、马啸原、韩宏、石世龙、马裕兴等一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院校的老师，撑起了云大政治学的一片天。当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尚处于开创阶段，缺乏经验且没有完整的培养体系可以遵循，但是老师们对待教学都很认真，且富有个性：杨真元教授讲课风趣幽默，马啸原教授讲课则娓娓道来，韩宏教授讲课富于哲理，马裕兴教授讲课则是充满了雄辩。对于政治系的研究生来说，马啸原教授的《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杨真元教授的《政治学概论新编》，是必读书目。在云大政治系读硕士研究生的这三年，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但大量的阅读和专业基础的不断巩固，又使生活变得相当的充实。工作几年后再读研究生，自然要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来学习。我几乎每天都到图书馆看书，常常被评为教师阅览室的优秀读者。当时政治学尚处于恢复阶段，相关书籍并不多，图书馆中新进的政治学图书我几乎都读过。正是读了这些书籍，才奠定了我的专业基础。随着读书的深入，我开始进行学术研究，并发表一些文章，成为云南大学那一届研究生中发表成果最多的学生，并获得了第一届“方国瑜奖学金”。

真正使我在政治学之路上下定决心的，是参加1988年6月在江西九江召开的“中国政治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暨学术讨论会”。会前，中国政治学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术论文征集活动。我在导师徐学铣教授的鼓励下向主办方投送了自己的论文，让我意外的是，我的论文被大会选中并被邀请参会!更让我的意外的是，这是一个小范围的会议，当时政治学界那些名字如雷贯耳的重量级专家齐刷刷地出现于会场，当时被称之为政治学新星的王沪宁也出席了会议，而我竟然是应邀参会正式代表中唯一一位在读硕士研究生!亲耳聆听学界泰斗、学术大家的高论，在心中的触动是那样的深刻，以至于当时的情景至今都还历历在目。在受到专家们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以及为政治学的发展而殚精竭虑的奉献精神深深感染的同时，我自己也渐渐明白，政治学研究应该就是自己寻找的那个可“事”之“业”，因而下定了毕生从事政治学教学与研究的决心。

1989年，我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随即担任了政治系（年底更名为“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研究生秘书和班主任，随后又担任科研秘书和教学秘书，直接参与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与管理工作中。当时，云南大学除了政治系招收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也招收一些政治学理论的研究生。研究生的招生人数增加了，但研究生培养的规章制度尚不完善。系主任马啸原教授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就将研究生工作放手交给我了。我向马老师汇报工作时，他经常说：

“小周，你定了就行了。”为了适应培养工作的需要，我尝试着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政治学专业研究生和导师的“双向互选”制度就是在我倡导下订立和实施的。每年组织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是研究生工作秘书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云大的政治学理论硕士授权点在云南省是唯一的，学校乃至省里的一些领导对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都很有兴趣，系里的领导也就邀请相关领导担任答辩委员会专家的事而多次善意地“提醒”过我，但我在拟定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时仍然坚持只请高水平专家的原则，个别领导还因此明显地表示过不快。不过，也正因为我的坚持，由此奠定了政治学专业明确的学术取向。在周围一些学科聘请官员担任硕导、博导之风盛行时，我们基本上没有官员担任研究生导师。

云大政治学的发展，得到了学界的大力支持，许多知名学者都曾到云大进行过交流和讲学。其中有两次学术活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次是王惠岩先生与政治系的老师们进行学术交流，其间还发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论，王惠岩先生的深刻思想和雄辩口才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而且对政治学学科学术气氛的培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次是张永桃先生的讲座，考虑到先生的学术影响，系里把讲座安排在一个大教室里，但慕名而来的学生最终还是将偌大一个教室挤爆了！另外，1995年，《政治学研究》在中断六年之后准备复刊之时，杨海蛟先生专门亲笔致信征求云大政治学同仁的意见，也令大家感慨。加上一批年轻学人的进入，为云大政治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郑维川、马振刚、厉忠教、崔运武等一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吉林大学、华东师大的学者加入云大政治学学科队伍，对云大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离开了云大，但对云大政治学的影响却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仅扩大了云大政治学的学术队伍，而且为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风气。

随着云大政治学的恢复，尤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不断推进，政治学的研究也逐渐掀起高潮，并逐步朝着特色发展的方向推进。其中，马啸原先生的西方政治思想和制度史研究独树一帜。1997年，马啸原先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纲》入选“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该书“以上百种原著译本为依据，从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进行概括和归纳。以最能体现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论和观点的学说为主题，采取历史与逻辑、编年顺时与人物观点相统一的方法，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和体例的结构系统”，被评为“国内目前第一本内容最翔实、资料最丰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论著”。随后，马啸原先生的《西方政治制度史》再次入选“面向21世纪教材”，并于200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是一个响亮的学术品牌，马啸原先生一人就有2部著作入选其中，受到了全国政治学界广泛的关注。于我而言，马啸原先生对学术的热情和执着，具有榜样和示范的意义。先生长期致力于一个明确的领域，将全部的学术热情和精力集中于此并取得成就，这是一个重要的启发，使我萌生出在学术上搞出特色的想法。

我初涉政治学研究的时候，政治发展理论和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是随波逐流，主要是政治发展理论和相关现实问题的研究。在1992年6月被定职为讲师后，我就想着应该在学术上有所建树，逐渐把注意力集中于民族政治问题。民族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当时国内学界对民族问题高度关注，而政治学却基本处于缺席状态。地处民族类型多样性突出的省份，云南的政治学人面对着复杂鲜活的民族问题，理应肩负起将政治学运用于民族问题研究的责任！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我便将精力转向了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1994年12月，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后，更加坚定了从事民族政治学研究的信心。1996年10月我再次破格晋升为教授以后，更是将全部的研究精力都转向了民族政治学。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云大的政治学已逐步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学科体系逐步完备、研究特色逐步形成、学术影响力逐步彰显，逐步凸显成为政治学在西部地区的一座重镇。1999年7月，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政治学系首任系主任，按照“将区位特色转换为学科特色，以学科特色推动学科发展”的思路，我又带领学科走上了新的征程。（本文摘自《我与云南大学政治学》一文，经作者同意，摘要发表）